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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实话，每次有人用“老本地”称呼我，我都忍不住想笑。可不是嘛，身份证上的地址已经印了二十年，巷口的杂货店老板连我买什么牌子的酱油都记得，但某些瞬间——比如当邻居阿婆用方言飞快地讲家长里短，而我只能尴尬点头时——那种熟悉的疏离感又会浮上来。
“本地人”的隐形门槛
我们这儿判断谁算“自己人”，从来不看房产证。菜市场卖河粉的陈婶有套精准的识别系统：能准确说出她家辣椒酱配方里藏着陈皮味的，是初级本地人；知道她周三下午必去庙里上香的，算中级；要是还能在她抱怨儿子不肯结婚时，接一句“后街李家的闺女不错”，恭喜，你已解锁“骨灰级”认证。
我花了五年才混到中级。记得有回台风天，我蹲在楼道里帮阿婆捆被风吹散的纸皮，她突然塞给我一罐腌柠檬：“你们外地人不懂，这个冲水喝防感冒。”那一刻我哭笑不得——原来我的“人设”如此稳固。
那些藏在皱纹里的城市密码
本地人的优势，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细节里。比如你知道老城区修鞋匠周一下午必定休息，因为他要去合唱团唱《我的祖国》；也知道图书馆东侧第三排书架最底下，永远躺着几本没录入系统的孤本县志。这些秘密像毛细血管般分布在城市肌理中，而“外来者”们举着网红攻略地图，永远在主干道上打转。
去年冬天，表妹来玩，非要我带她去“最地道”的早茶店。我带她拐进一家招牌褪色的老店，老板娘瞥见我就转头对厨房喊：“虾饺减油，阿玲个女唔食得咸！”表妹瞪大眼睛：“你什么时候成了‘阿玲个女’？”我耸耸肩——大概是从某次我抱怨食物太咸，而老板娘记住了我妈电话里的叮嘱开始的。
排外与接纳的悖论
当然，做“本地人”也有微妙的压力。上个月社区微信群为是否引进连锁超市吵翻了天。我随口说了句“标准化管理也挺好”，立刻被张叔怼回来：“你们年轻人就喜欢新鲜，老字号都要被搞垮了！”可第二天晨练时，他却又偷偷问我：“那个超市的会员卡…是不是真能打折？”
我们总在抗拒改变，又不可避免地成为改变的一部分。就像我至今坚持用本地酱油炒菜，却也会在深夜偷偷点外卖小龙虾——用一次性筷子，还不敢让对门王老师看见。
凉掉的咖啡与流动的归属
写到这里，我发现咖啡凉了——本地咖啡馆从不给保温杯垫，你知道的。窗外的三角梅又爬过隔壁阳台，这株植物比我住得还久。新搬来的程序员小伙正在阳台上磕磕巴巴学方言，把“落雨”说成“落羽”，我听着突然笑出声。
也许“本地人”从来不是个完成时。就像那家开了三十年的云吞面店，汤底配方其实改良过三次；就像我，一边嘲笑游客在网红墙前排队，一边也会为童年消失的糖果铺暗自神伤。这座城市和我们，都在心照不宣地互相驯养。
（最后这句可能太矫情了，但管他呢，反正本地人最爱说“随便啦”。）
